十七年电影摄影的发展
介绍十七年的背景发展，十七年间电影的发展在电影史上被总结成：艰难曲折、大起大落的17年，这起起落落分成4个阶段：1949年到1958年，初期的电影摄影，这一时期基本上艺术创作者们追求的是：“不求艺术有功，但求政治无过”，因为在1950年时由昆仑影业公司出品了影片《武训传》导演是孙瑜；摄影是韩种良。武训传分为上下两集，上集讲了年幼的武训随母亲行乞，母亲去世后由伯母寄养七年后，武训外出打工，历经坎坷。下集讲武训佯装痴呆，唱歌卖艺，经过20年的积累，将6000现款和田地用于兴办义学，但受到清廷压迫再次装疯这么一个故事。摄影上有很大的突破，韩仲良不仅创造了古老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，还特别创造了非现实的意象世界，两种不同的影像造型结构发挥了电影写实和写意的描绘功能。影片上映之后，起先是获得了较高的评价，但1951年，人民日报刊登了《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》，认为有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倾向，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，便开始了文化领域内的一场批判运动，这一批判使得当时的民营电影公司的影片基本上都下马了，并且对当时的导演和摄影师都带去了重大的影响，使得他们拍片子都非常谨慎，很少突破、创新了。比较资深的摄影师，像吴蔚云、黄绍芬技术上都十分圆熟，开始辅佐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导演。拍摄了很多战争题材的史诗化风格的影片。《南征北战》、《渡江侦察记》、摄影大师王启民拍摄了《人往高处走》。值得一提的是在1953年，我国摄影师及洗印厂掌握了多层乳剂彩色片的拍摄及冲洗控制技术，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由黄绍芬摄影。
直到1956年，随着毛泽东提出“百家齐放、百花争鸣”的方针，电影界的人才开始了一些富有新意的创作，进入了第二个阶段。诞生了聂晶摄影的《国庆十点钟》；周达明摄影的《上甘岭》；冯四知摄影的《铁道游击队》；钱江摄影的《祝福》也是中国第一部彩色故事片。但是随着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开始，很多影片被禁播，1958年开始大跃进，电影生产也开始高产量低质量，使得这一时期的高质量影片仅有8、9部，包括王启民摄影的《党的女儿》、《庐山恋歌》；朱今明摄影的《上海姑娘》；薛伯青摄影的《永不消逝的电波》；黄绍芬、沈西林摄影《女篮５号》等等。但这一时期，在摄影技术方面，尤其是摄影机的研制方面我国有了长足的进步，上海电影机械厂研制出了上海牌同期中型摄影机、和平牌受体轻型摄影机；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了变形宽银幕电影放映镜头，友谊牌35ｍｍ和16ｍｍ通用明室洗片机；八一电影制片厂研制了大型升降车。可以说这些技术上的成功，为后面的影片推向新高奠定了基础。
1959年新中国诞生了三大故事片生产基地，长影、北影、上影。一年中就诞生了70多部影片，其中不乏优秀的影片，聂晶摄影的《青春之歌》、钱江摄影的《林家铺子》、朱今明摄影的《风暴》等等。
而第四阶段是1960年到1964年，这一时期的前三年，在摄影的艺术追求上可以说是艰难挺进的时期，文化部召开了两会，周恩来亲临两会，纠正了大跃进中“左”的错误。1962年《大众电影》开始举办“百花奖”观众喜欢的影片评选活动。此期间电影摄影在不断的沉淀中向前稳步的前进，诞生了吴印咸担任摄影的《红旗谱》、黄绍芬摄影的《枯木逢春》、高洪涛摄影的《停战以后》、沈西林摄影的《红色娘子军》等等佳作。
可以说经过17年中几次文化运动的反复，经过60年代以来三年的艰难前行，电影摄影终于在1964年迎来了一个史上的高峰，也使得中国电影摄影学派得以成行，也影响了后来的第五代。这一时期摄影开始有了一个精神内核，这个核就是“意境”。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中的一个概念，当时的摄影师们多数都是学过绘画的，传统艺术，尤其是绘画艺术对他们发挥着潜在的指导作用。这一时期，他们开始重视画面中主体与次要物体的关系，景物的虚实藏露，线条的简繁参差，色调的浓淡轻重等等。在1963年和64年，诞生了有史以来中国电影摄影艺术史上的巅峰之作：由聂晶摄影的《小兵张嘎》、韦林岳摄影的《农奴》和由王启民摄影的《独立大队》。
如果这一造型意识能够进一步得到强化和继续发展，那中国可能会更早的出现现代意义的影片，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，作为文化先锋的角色的电影是不可能逃过文化的大革命的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，只能看八部样板戏和五部影片，“三战两列”。
页:
[1]